最近，打开报纸，发现新一轮的招聘高峰又开始了；路过人才市场的时候，满眼也都是年轻学子们焦灼的面孔。不过，我从来没有认为就业难是个真问题，在市场经济时代，“优胜劣汰，强者胜出”是不二法则，每个人都能在竞争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

　　然而，与就业难比起来，入学难更值得我们关注。这其中最难的又莫过于农村孩子的入学难。因为在农村里长大、拼搏，我深深体味到农村人的辛苦，父辈们的无奈与憧憬。然而，当这种憧憬碰到教育不公政策时，艰难几乎令人难言。

　　自从谁也不承认的教育产业化实施之后，高收费一方面换来的是高校财政的笑逐颜开，另一方面导致的是贫穷的农村父母们咬紧牙关却难以为继的窘境。家里出了个大学生，变得说不清楚是喜事还是坏事，几万元的大学四年学费、生活费支出，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，不啻一笔巨款。投资教育很可能让一户农民破产，甚至长期负债。教育高收费影响到农民子弟家庭的生存状况，正是教育不公的第一大表现。

　　教育不公的第二大表现是教育投资的歧视性政策，也就是教育资源的不平等。这一政策的明显表现就是教育公共品的建设，城市学校由公共财政出资修建，乡村学校则多为农民集资修建。这种政策的后果已经十分明显，看一看城乡学校的建筑，便一切明了。城市里的教学大楼早就现代化、信息化、多媒体化了，而乡村里的教学设施，多为“久经风霜”的淘汰品。教育部部长周济前些天谈到教育不公问题时，特别指出了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。对于整个国民素质的发展而言，这确实是一个足以惊天的大问题，而就在十分不足的教育投入中，农村能分到的份额更是少之又少，而农村的适龄教育人口却远远超过城市。

　　这个歧视性政策还体现在教师待遇上。城市教师的薪水由上级财政专门解决，而农村教师待遇不仅偏低，欠发也是稀松平常之事。税费改革之前，一些地区的农村教师甚至经常承担代收税费的职责，否则就拿不到工资。教师待遇的巨大差异也就导致了教师教学素质的差异，“良禽择木而栖”，优秀教师逐渐在农村流失，转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。这一后果是什么，不言而喻。

　　教育不公的第三大表现是城乡录取标准的歧视性政策。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考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往往比农村低。以常理观之，农村教育条件和水平比城市低，起点已经十分不平等，倘若非要有优惠的话，理应向他们倾斜才能体现公平，可事实却正相反。上周北京出台金融高管子女入学优惠政策，又提供了一个教育不公的实例。

　　解决城乡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年了，以前是“只见打雷不见下雨”，这次，中央提出要“让公共财政的阳关普照农村”，窃以为，最先普照到的应该就是农村教育。农村最具生命力的发展，在于农民素质的提高，在于下一代的教育。缩小城乡二元差距，化解三农难题，很多专家都指出必须推动城市化进程，把农民变成市民，我看，如果先让农民享受到市民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，先在教育上“城市化”，这个进程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。